共产主义“新人”一定有着与革命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信仰、文化，甚至语言。他将成为一名忠于政权的共产主义热心建设者和一名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正义的国际主义者。根据尼古拉斯·布哈林 1922 年的著名论文，革命的真正任务是“改变人类的心理”。另一方面，今天，共产主义中国的诉求建立在人类和社会愿景之上，这种愿景与西方由于新技术的发展而建立的愿景非常相似。这种观点源于 Peter Sloterdijk 所说的“人类行为的耻辱”，它“源于我们的存在是由 99.9% 的重复组成的观察，其中大多数都具有严格的机械性质” 6。 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些方面提出了。
让我们假设，这场大流行病清楚地揭露了自由民主的真正对手，而这个对手现在就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那么当前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是什么？ 如果像汉学家让-弗朗索瓦·比勒特（Jean-François Billeter）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特点首先在于某种权力概念及其行使，“其使命是完全控制社会关系 电话号码数据 及其臣民的生活，以创建一个‘和谐’社会”7，那么当前阶段的特殊性就在于这种政治传统与算法机器的运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融合，而算法机器正在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进步而强加于世界范围（ia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投入运行强大的激励和抑制系统，其目的是调整个人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群体的发展，社会群体的演变不仅是可测量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预测和可影响的。
当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亚历克斯·彭特兰解释说，由于大数据，我们不再需要用 18 世纪的“个人”、“自由意志”甚至“政治”概念来思考，相反，人类必须建立一个全球电气和神经系统，能够将自己视为一个由重复模式组成的机制，就像鸟群或鱼群的轨迹一样，可以通过某些“社会压力”工具轻松控制8，实现了中国古代律师的禁忌梦想，“他们建议强者严格运用奖励和惩罚，使服从成为臣民的第二天性，从而使社会最终像宇宙本身一样有规律、自然地运转” 9。 党政融合的八个维度 如果今天的社交媒体工程师在伯勒斯·斯金纳 (Burrus Skinner) 的实验室老鼠实验上构建他们的架构，并且自 2010 年以来，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宣称用户希望谷歌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做什么”10，那么硅谷世界观与中国共产党世界观之间的联系点就太明显了，不容忽视。